《中国经营报》：多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高发期。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过程吗？

　　张运成：我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摩擦高峰时期，全球贸易战经历了橡胶战、钢铁战、牛肉战，现在是对中国的纺织品战。在国际贸易中，支持自由贸易的势力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一直在进行斗争，从来没有改变。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比较突出，这种摩擦已经具体到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领域。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贸易环境不会好转，反而是更趋于复杂化。

　　达巍：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贸易争端是不可避免、无法转移的纠纷。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纠纷。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中美贸易顺差大，因此显得较为特别。

　　与日本或亚洲四小龙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经济结构纵深更大。在日本和韩国，他们可以很快实现产业升级，随着资本的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纠纷就可以转嫁到外国去，贸易摩擦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在中国比较难，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纵深大，产业升级较困难。因此有人说，中国有一个“产业黑洞”，资金吸收过来就很难走掉，但同时贸易摩擦也很难转移到别国。

　　另外，在经济发展中，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工厂。由于韩国、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把他们的一些低端和初级生产转移到中国，加大了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增加了贸易摩擦。因此我认为中美贸易纠纷在短期内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会愈演愈烈，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

　　江涌：我们把贸易摩擦放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看待，在这个大背景下，由于各国间联系的增加，经济交往增多，相互依赖加深，因此必然导致国家与国家间矛盾的增加。正因如此，国外有专家论述，全球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摩擦经济时代”，它的突出特点是摩擦的复杂化、综合化与常态化。对中国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急剧增加，必然与其他国家产生这样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合理对撞”。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不单纯

　　《中国经营报》：日本与四小龙是我们的亚洲邻国，现在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与它们上世纪所经历的贸易摩擦是否有可比性？

　　张运成：就贸易摩擦本身来说，目前中国经历的纺织品贸易摩擦，与上世纪日本遇到的贸易摩擦性质和内涵是不一样的。

　　当时的日本所处的国际贸易体制还比较简单，与美国间的贸易摩擦属于发达经济体内部的问题。而目前国际间的贸易更加复杂化，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不同阵营的国家间同时抢市场、抢资源的情况。与日美间贸易摩擦相比，中国与美国间的贸易争端往往是复合型贸易争端，解决起来也较复杂，会涉及到汇率、知识产权等系列问题。同时，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并不是发达经济体内的摩擦。不过，在汇率问题上，中日之间有可比性。在不同的时期，两国的汇率都成为贸易摩擦的焦点。

　　王珊：我认为，目前中美围绕纺织品展开的摩擦，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不可同日而语。从摩擦内容上看，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只是中美贸易一个较小的组成部分，其在中美贸易当中所占有的份额也有限。而且，从产业结构上看，纺织业在美国产业当中只占一小部分。不过，对中国而言，纺织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所涉及的就业人口众多。而上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主体是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因此日美贸易摩擦也主要围绕这两个行业展开。

　　江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与美国跟韩国、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很大的不同，有可能会上升到政治风险和其他的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从贸易摩擦发展的阶段上来说，它们有一定的可比性。日本(后来是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恢复，到七八十年代经济急速上升，期间对美贸易摩擦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50年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摩擦，如纺织品；60年代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如钢铁；70年代主要是技术密集产品，像彩电、半导体；80年代最重要的是尖端技术和汽车业的摩擦。中国现在跟美国之间的摩擦类似日本当初五六十年代跟美国之间的摩擦，集中于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摩擦。

　　另外，伴随地区产业的转移，东亚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也经历了近乎相同的历程。日本把它的低端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后，“四小龙”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即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技术密集产品摩擦的时候，美国跟“四小龙”进行的是劳动密集产品和资本密集产品的摩擦。

　　当中国接受了日本、“四小龙”等的产业转移后，中国也同时接受了日本、“四小龙”等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在我国贸易出口中，外资企业占出口额的50%以上。因此目前中美贸易顺差其实应当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跟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